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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与社保改革可以缓解经济下行

添加日期:2016年05月30日

  从2012年十八大以后,一直到2015年这三年期间,我们基本上还是从投资、消费、外需这三个领域来做文章。但是去年我们对经济走势已经做出了判断,如果仍旧只从三个领域来考虑,经济下行的趋势可能会很难遏制,因此要把工作重点调整到供给侧。
  ●要想真正把去产能落实到位,光靠企业本身是解决不了的,需要其他领域的制度和政策来支撑。现在很多制度和政策还支撑不了,所以去产能是我们供给侧改革最核心、最主要、最难的一条。
  ●这次营改增,宣布要减税五千个亿。如果把社保缴费率降低一半,整个社保缴费每年就要减少一万多亿。如果这两项改革到位,经济下行的趋势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缓解,下行速度会减慢,企业活力会增加,可以有更好的能力来应对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协办的长安讲坛第292期日前召开。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发表了题为“经济下行、供给侧和财税改革”的主题演讲。
  许善达表示,出于经济下行的趋势可能会很难遏制,需要缓解下行速度的考虑,政府在把握宏观经济的方向上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不再只从投资、消费、外需三个领域来考虑,还把工作重点调整到了供给侧。而目前供给侧改革最大的问题还是去产能,这光靠企业本身是解决不了的,还需要其他领域的制度和政策来支撑。他表示,如果财税改革中的营改增和降低社保费率能够做到位,经济下行的趋势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缓解。
  经济下行的走势是不可逆转的
  许善达说,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经济走势进行判断:波动性下行。也就是说经济走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会有波动,但总的趋势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下行。这是崭新的判断,是影响我们对各方面宏观政策进行决策的前提。
  许善达表示,现在要完全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因此,提出了对外经济的新战略:“一带一路”。如果不走这条路,我们的外需就会萎缩,这会让国内产生极大的压力,产能过剩情况会更加严峻。所以尽管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实施这种对外经济的新战略。
  此外,经济比较高速增长的态势到了2011年、2012年就已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所以宏观决策实际上推迟了下行走势的起点。许善达说,几年以后才发现,全世界经济下行的走势是不可逆转的,用政策来维持经济发展的走势是不可持续的。而因为经济下行不可逆转,我们只能缓解下行速度,因此政府在把握宏观经济的方向上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这里就涉及到了“供给侧”。
  提高居民收入促消费不能短期实现
  许善达表示,稳增长另外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增加居民收入拉动内需。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是比较快,但居民的消费率一直在下降,所以当时有人提出扩大居民的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但这涉及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但比重不能从天上掉下来,有提高就要有降低,至于是降低政府的还是降低企业的,还是政府、企业都降低,这个问题没有人回答过。因为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如果说降低企业的比重,所有的企业家会感觉以后的投资收益会大幅降低;如果说降低政府的比重,那就得减税。
  许善达说,这么多年以来,这个目标是在前进之中,但提高的速度很慢。指望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不像4万亿投资能够马上带动需求。所以从投资、消费和外需这三个需求的主要领域来看,当时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宏观决策就是先抓住投资,撑住整个经济,其他的再慢慢解决。
  但与此同时,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战略仍然在实施之中,这当然可以促进消费。许善达表示,但是这个战略实施起来速度并不快,而且在认识上还存在很多分歧。比如中国要不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我们的劳动力成本现在是什么状态,要不要降低劳动力的工资来增加投资的收益等。
  许善达表示,劳动力成本过高有三个因素:冗员、工资、社保缴费。首先是冗员,企业应该裁减的工人裁减不了,社保体系承接不住,所以只能由企业维持。我国社保缴费率按照法定标准是45%,在全世界比例都是偏高的,与美国相比,我国企业要承担的养老保险缴费率就高出了一倍。但这个不合理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延续到市场经济以后,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前,所有职工不交社保,企业也不交社保。
  “统计数据证明,企业劳动力成本过高是由于冗员和社保缴费率过高造成的。认为职工工资过高是不符合实际的。”许善达表示,我们的劳动力成本高,社保缴费率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缴费率是按照标准工资来计算的,而经济下行导致很多企业劳动小时减少,工资也相应减少,但是社保缴费率的计费工资不变。
  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这个矛盾表现得格外突出。实际上我们的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个负担对企业和职工而言都偏重,所以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任务:要研究社保体系全国统筹、降低社保缴费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水准的居民收入,绝不是三五天可以实现的。
  供给侧改革中去产能是最难的一条
  许善达表示,从2012年十八大以后,一直到2015年这三年期间,我们基本上还是从投资、消费、外需这三个领域来做文章。但是去年我们对经济走势已经做出了判断,如果仍旧只从三个领域来考虑,经济下行的趋势可能会很难遏制,因此要把工作重点调整到供给侧。
  而去库存主要涉及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房地产,一个领域是农产品。许善达说,现在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量很大,一些二线城市的房子也卖不出去,要消化这些过剩房地产,政府就要投入资源。因为政府从房地产开发商已经收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费,但是只有把房子卖出去才能收到税费。如果地方政府能够从税费里面拿出一部分,用各种办法使得房价有所下降,那一定会扩大很多领域的销售,比如电视机、电冰箱、床上用品等等,这时候政府还会收到一定的税收。因此,许善达认为在去库存上,核心就是政府要提供各种资源,调动居民住房购买力。
  去库存第二个领域就是农产品。许善达说,我们农产品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损害社会财富的格局,最典型的就是玉米。我国玉米收购有补贴价格,比进口玉米价格高很多,所以去年农民把生产的玉米全部卖给国家储备,那些玉米两年以后就变成陈化粮,陈化粮就只能做酒精之类的产品。中亚国家的棉花比新疆的棉花要便宜很多,但是我们不进口,因为如果进口了中亚的棉花,新疆的棉花种植就会被摧毁。农产品去库存和三农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因为要去库存就要降低农产品的补贴,但这样一来农民收入就会下降,而我们现在还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现在的一个办法就是,国家把给农产品补贴的钱砍掉一半,然后用到农民的社会保障上。这样的一个结构调整,不但提高了社会保障水平、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还减少了我国收购农产品这种社会财富过剩的损失。
  针对去杠杆的问题,许善达认为,当前争议最大的就是债转股,规模和项目都要看几大银行的决议。而且按照法律,中国的商业银行是不允许做投资的,不然债转股变成股权投资了,这是违反商业银行法的。所以去杠杆不是短期内就能够完成的。
  许善达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去产能。现在产能过剩的情况非常普遍,国家已经制定出这两个行业去产能的指标,钢铁行业定的是1亿吨,煤炭行业定的是5亿吨。有个专家对这两个指标做了三个评价:第一,这个指标并不高;第二,这个指标虽然不高,但实现起来也很困难;第三,就算是实现了,产能过剩这种趋势也没有多大改观。而且这里还面临一个问题:目前的制度环境还承接不了去产能。一个原因是,去产能就得关矿井,关矿井职工就得下岗,职工下岗就要给一笔失业保险,但社保机构又没这么多钱,向商业银行借款又会造成坏账,这个后果承担不了。第二个原因涉及国有资产,如果真要关了几个矿井,那它的资产肯定会缩水,国有企业资产缩水这个事到底行不行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要想真正把去产能落实到位,光靠企业本身是解决不了的,需要社会上的一些其他领域的制度和政策来支撑。”许善达说,现在很多制度和政策还支撑不了,所以去产能是我们供给侧改革最核心、最主要、最难的一条。
  对于降成本,许善达表示,我国的企业成本是个调整结构问题,一方面要降成本,另一方面要协调增加一些成本。其中有两项主要成本要增加:第一项是折旧率。企业应该努力提高折旧率,加快资产更新速度,这才能使我们的企业发展更好。第二项是研发,国际上跨国公司研发成本没有一个低于10%,我国全国平均来算才2%左右。没有研发就没法谈发展,更谈不上技术进步的速度。同时又有四项成本偏高:融资成本、物流成本、劳动力成本、税费成本。
  降低税费和社保缴费率可以缓解经济下行的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许善达对财税改革进行了专门的点评。他表示,自己对减税费的问题抱有乐观心态。
  据了解,我国原计划“十二五”期间要完成营改增,减税好几千亿,但是两次计划都没有兑现。一次是2013年“两会”上宣布要在三个领域实现营改增,其中包括铁路、电力、建筑业,结果铁路在年底完成了,电力推迟了五个月,建筑业就没了。一次是“十二五”期间力争全面完成营改增,结果到了2015年也没完成。许善达说,事实上到去年年底,我们国家所确定的仍然是2016年要力争完成,但是到了2016年1月,国务院就决定了把“力争”两个字给去掉,说全面推开,3月份就宣布从5月1日开始,不能推迟一天。这个决心直到最近这两个月内才定下来,而且已经宣布要减税五千个亿。
  第二个措施就是社保缴费率。许善达表示,如果把社保缴费率降低一半,达到跟美国差不多的水平,那整个社保缴费每年就要减少12000亿到13000亿。
  如果这两项改革到位,那经济下行的趋势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缓解,下行速度会减慢,企业活力会增加,可以有更好的能力来应对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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