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管理
“走出去”税务风险怎么应对
添加日期：2015年03月16日
当前，“走出去”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商务部新修订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大幅降低了中国企业“走出去”门槛，企业对外投资99%的项目只需要备案，仅1%需要核准。有关机构预测，2015年，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将明显加快，对外投资总额很可能超过吸引外资总额，实现从资本输入国到资本输出国的根本转变。
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境外会遇到哪些税务问题?我国税务部门如何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让“走出去”企业走得稳、走得远?本报记者对有关部门和企业进行了调查采访。
企业吃了“哑巴亏”
一些企业“走出去”后，面对境外税务风险束手无策，要么花费高昂代价请中介，要么忍气吞声。
前不久，上海一家贸易公司在印度投资，印度税务机关认为，上海公司在印度的项目实际上构成了常设机构，因此上海公司销售给印度的全部收入都必须在印度纳税，而且税款必须在印度公司给上海公司支付货款时直接扣缴。
“这样的结果真让我们始料未及。公司只能与当地税务机关反复沟通，希望能够在完税后再申请退税。”这家企业的财务负责人说，然而详细了解情况后却发现，被印度税务机关扣缴税款后，申请退税的程序非常复杂，大概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而且，即使申请被批准，最终的费用很有可能超过申请的退税额。
像上海这家贸易公司一样，中国企业“走出去”后，遭遇境外税务问题困扰的不在少数，甚至有不少企业在境外税务问题上“吃了大亏”。一些企业财务负责人坦言，在“走出去”之前，企业关注的重点往往是投资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其他税收问题知之甚少。企业“走出去”后面对境外税务风险时，要么花费高昂的代价请中介机构协助解决，要么选择忍气吞声。
日前，北京市国税局从全市1000多家“走出去”企业中，选择70多家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近80%的企业因对投资国的税收制度不了解，而导致不必要的税负增加;当在境外遇到税收歧视时，25%的企业选择顺从当地税务机关，想要寻求我国税务机关帮助的企业不到三成，这一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很低。
“导致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企业‘走出去’的时间还比较短、经验不足，尤其是普遍对税收问题可能引发的风险重视程度不够，防控意识不强;二是对国外税收制度缺乏系统了解，在境外发生税收歧视等问题时，不知道利用税收协定待遇、政府之间双边磋商机制等手段来维护自身税收权益。”北京市国税局副局长胡效国认为，这也意味着，在服务“走出去”企业方面，税务机关还有不少“欠账”，还需要做更多功课。
税企携手补“短板”
税务机关需要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服务，更好地维护企业合法经济利益。
“走出去”既是国家战略，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那么，如何应对境外税务风险与挑战?在这方面，我国已经有了一些成功案例。
2011年初，挪威税务机关对我国一家大型企业进行转让定价调查，认为其子公司在2006年至2007年之间，向新加坡关联企业低价转让资产，减少了在该国的税收，初步调整补税加罚息约9亿挪威克朗。企业多次与挪威税务机关交涉未果后，分别向中挪两国税务主管部门提请双边磋商。经过三轮艰苦谈判，中、挪双方2013年就约定的磋商内容达成一致，最终帮助该企业减少税收损失9亿多元人民币，并免除了由此带来的罚款和利息。
深圳一家实力雄厚的民营科技企业，20多年来已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100多个分支机构，但企业在俄罗斯的子公司却险些因税务问题而折戟沉沙。最后这家企业到中国税务机关，申请启动两国税务机关之间的相互磋商。经过两国税务机关多个回合的谈判，俄联邦税务局复审裁决撤销原判罚，使该公司避免了近2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北京市国税局第二直属税务分局，主要负责北京市对外投资企业税收服务。局长邓远军介绍，他们对企业的日常纳税申报数据、售付汇数据、境外所得税收抵免、关联申报等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将内部和外部信息进行整合和筛选，基本形成了全市“走出去”企业的基础信息数据库，并初步建立了比较全面的“走出去”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境内外税收政策和税收协定咨询，境外投资涉税风险提示等。近期他们还开展了赴美投资税收问题调研，并完成了两期赴美投资税收指南。
跨国公司都非常重视税收问题，不仅对投资国税收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同时还要实施严密的税收筹划和安排，以期将可能面临的税收风险最小化。普华永道税务部专家建议，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应当做好充分准备，提前收集相关信息，尽早研究外国企业会计制度与中国会计制度的差异。同时，还应聘请专业公司做好税务尽职调查，内容包括境外公司所在地的税务环境情况、企业税务合规性状态怎样、是否存在大量关联交易、公司的业务变化将对税务带来多大影响、税收优惠是否继续有效等。
大唐电信国际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陈伟表示，对于多数“走出去”企业而言，应对境外税务风险，既没有丰富的案例可供借鉴，也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供参考，迫切需要税务机关及时的专业指导，对“走出去”企业开展专门培训。
“在应对境外税务风险与挑战方面，我国税务机关与企业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军教授表示，在国际税收监管环境趋严的情况下，如果企业不重视境外税收风险防范，很可能会给经营带来重大损失。税务机关需要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服务，帮他们补上境外税收法律法规的“短板”，更好地维护企业的合法经济利益。
国际税收重公平
尽快形成与对外开放大格局相适应的国际税收服务体系，既支持企业“走出去”，又防止国际逃避税。
“税务部门将进一步健全国际税收管理体系，像军舰为商船保驾护航一样，更好地为‘走出去’企业提供税收保障，大力支持国家‘走出去’战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将顺应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新形势，加大与重点投资国的税收协定的签订落实力度，提供重点投资国税收法律咨询等方面服务，努力为“走出去”企业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税收环境;同时，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居民企业和个人境外所得税收管理，防止对外投资国际逃避税，促进对外投资和经营所得依法纳税，支持国内经济和社会建设。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反避税事关国家税基安全。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税收规则的制定和全球税制改革，有效推动国际税收征管合作，影响力和话语权逐步提升。去年以来，在G20实施“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中，税务总局组建了工作小组，派专家担任相关委员会委员，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为国际反避税做出了贡献。近日，《国际税收评论》杂志评出2014年度全球税收领域十大最具影响力人物，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当选。
重建公平的国际税收体系，其核心是税收要与实质经济活动相匹配，利润应在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征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承担着“世界工厂”的角色，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购买力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又成为“世界市场”。作为生产地和消费地，中国为世界创造和贡献着巨大价值，这种对价值的贡献理应在利润分配时获得应有的回报。因此，我国参与税收国际协调时，既要维护我国作为所得来源国的税收权益，又要防止走极端，避免未来国际规则阻碍我国对外投资。
王军表示，下一步，税务总局将有针对性地开展国际税收风险监控，防止跨国企业侵蚀中国税基。积极推进反避税双边磋商和多边协调，充分发挥国际税收征管协作机制的作用，应对恶意税收筹划，遏制跨境逃避税。同时，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加快推进《税收征管法》《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工作，增加反避税条款，有效应对国际税收工作新挑战。
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境外会遇到哪些税务问题?我国税务部门如何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让“走出去”企业走得稳、走得远?本报记者对有关部门和企业进行了调查采访。
企业吃了“哑巴亏”
一些企业“走出去”后，面对境外税务风险束手无策，要么花费高昂代价请中介，要么忍气吞声。
前不久，上海一家贸易公司在印度投资，印度税务机关认为，上海公司在印度的项目实际上构成了常设机构，因此上海公司销售给印度的全部收入都必须在印度纳税，而且税款必须在印度公司给上海公司支付货款时直接扣缴。
“这样的结果真让我们始料未及。公司只能与当地税务机关反复沟通，希望能够在完税后再申请退税。”这家企业的财务负责人说，然而详细了解情况后却发现，被印度税务机关扣缴税款后，申请退税的程序非常复杂，大概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而且，即使申请被批准，最终的费用很有可能超过申请的退税额。
像上海这家贸易公司一样，中国企业“走出去”后，遭遇境外税务问题困扰的不在少数，甚至有不少企业在境外税务问题上“吃了大亏”。一些企业财务负责人坦言，在“走出去”之前，企业关注的重点往往是投资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其他税收问题知之甚少。企业“走出去”后面对境外税务风险时，要么花费高昂的代价请中介机构协助解决，要么选择忍气吞声。
日前，北京市国税局从全市1000多家“走出去”企业中，选择70多家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近80%的企业因对投资国的税收制度不了解，而导致不必要的税负增加;当在境外遇到税收歧视时，25%的企业选择顺从当地税务机关，想要寻求我国税务机关帮助的企业不到三成，这一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很低。
“导致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企业‘走出去’的时间还比较短、经验不足，尤其是普遍对税收问题可能引发的风险重视程度不够，防控意识不强;二是对国外税收制度缺乏系统了解，在境外发生税收歧视等问题时，不知道利用税收协定待遇、政府之间双边磋商机制等手段来维护自身税收权益。”北京市国税局副局长胡效国认为，这也意味着，在服务“走出去”企业方面，税务机关还有不少“欠账”，还需要做更多功课。
税企携手补“短板”
税务机关需要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服务，更好地维护企业合法经济利益。
“走出去”既是国家战略，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那么，如何应对境外税务风险与挑战?在这方面，我国已经有了一些成功案例。
2011年初，挪威税务机关对我国一家大型企业进行转让定价调查，认为其子公司在2006年至2007年之间，向新加坡关联企业低价转让资产，减少了在该国的税收，初步调整补税加罚息约9亿挪威克朗。企业多次与挪威税务机关交涉未果后，分别向中挪两国税务主管部门提请双边磋商。经过三轮艰苦谈判，中、挪双方2013年就约定的磋商内容达成一致，最终帮助该企业减少税收损失9亿多元人民币，并免除了由此带来的罚款和利息。
深圳一家实力雄厚的民营科技企业，20多年来已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100多个分支机构，但企业在俄罗斯的子公司却险些因税务问题而折戟沉沙。最后这家企业到中国税务机关，申请启动两国税务机关之间的相互磋商。经过两国税务机关多个回合的谈判，俄联邦税务局复审裁决撤销原判罚，使该公司避免了近2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北京市国税局第二直属税务分局，主要负责北京市对外投资企业税收服务。局长邓远军介绍，他们对企业的日常纳税申报数据、售付汇数据、境外所得税收抵免、关联申报等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将内部和外部信息进行整合和筛选，基本形成了全市“走出去”企业的基础信息数据库，并初步建立了比较全面的“走出去”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境内外税收政策和税收协定咨询，境外投资涉税风险提示等。近期他们还开展了赴美投资税收问题调研，并完成了两期赴美投资税收指南。
跨国公司都非常重视税收问题，不仅对投资国税收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同时还要实施严密的税收筹划和安排，以期将可能面临的税收风险最小化。普华永道税务部专家建议，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应当做好充分准备，提前收集相关信息，尽早研究外国企业会计制度与中国会计制度的差异。同时，还应聘请专业公司做好税务尽职调查，内容包括境外公司所在地的税务环境情况、企业税务合规性状态怎样、是否存在大量关联交易、公司的业务变化将对税务带来多大影响、税收优惠是否继续有效等。
大唐电信国际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陈伟表示，对于多数“走出去”企业而言，应对境外税务风险，既没有丰富的案例可供借鉴，也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供参考，迫切需要税务机关及时的专业指导，对“走出去”企业开展专门培训。
“在应对境外税务风险与挑战方面，我国税务机关与企业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军教授表示，在国际税收监管环境趋严的情况下，如果企业不重视境外税收风险防范，很可能会给经营带来重大损失。税务机关需要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服务，帮他们补上境外税收法律法规的“短板”，更好地维护企业的合法经济利益。
国际税收重公平
尽快形成与对外开放大格局相适应的国际税收服务体系，既支持企业“走出去”，又防止国际逃避税。
“税务部门将进一步健全国际税收管理体系，像军舰为商船保驾护航一样，更好地为‘走出去’企业提供税收保障，大力支持国家‘走出去’战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将顺应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新形势，加大与重点投资国的税收协定的签订落实力度，提供重点投资国税收法律咨询等方面服务，努力为“走出去”企业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税收环境;同时，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居民企业和个人境外所得税收管理，防止对外投资国际逃避税，促进对外投资和经营所得依法纳税，支持国内经济和社会建设。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反避税事关国家税基安全。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税收规则的制定和全球税制改革，有效推动国际税收征管合作，影响力和话语权逐步提升。去年以来，在G20实施“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中，税务总局组建了工作小组，派专家担任相关委员会委员，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为国际反避税做出了贡献。近日，《国际税收评论》杂志评出2014年度全球税收领域十大最具影响力人物，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当选。
重建公平的国际税收体系，其核心是税收要与实质经济活动相匹配，利润应在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征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承担着“世界工厂”的角色，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购买力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又成为“世界市场”。作为生产地和消费地，中国为世界创造和贡献着巨大价值，这种对价值的贡献理应在利润分配时获得应有的回报。因此，我国参与税收国际协调时，既要维护我国作为所得来源国的税收权益，又要防止走极端，避免未来国际规则阻碍我国对外投资。
王军表示，下一步，税务总局将有针对性地开展国际税收风险监控，防止跨国企业侵蚀中国税基。积极推进反避税双边磋商和多边协调，充分发挥国际税收征管协作机制的作用，应对恶意税收筹划，遏制跨境逃避税。同时，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加快推进《税收征管法》《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工作，增加反避税条款，有效应对国际税收工作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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