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处理
重大税制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添加日期：2018年04月11日
税制改革效应的研究十分困难。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都搞不清楚收入不平等与税收的关系。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系教授乌戈·特洛伊亚诺，在研究探讨和计量分析上干净地剔除了相关影响因素，并采用大家比较认可的方法，精确计算了20世纪美国三次重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对财政的影响。
运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是各国政府从凯恩斯那里学到的办法。为了找到一条稳定的增长路径，逐步消除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平等、不均衡现象，财政政策中包含了与再分配相关的制度安排。一种普遍性的观点是，财政政策中的税制改革有助于降低收入的不平等，实现收入再分配。那么，一系列重大税制改革对收入分配到底有哪些具体影响呢?
2017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系乌戈·特洛伊亚诺(Ugo Troiano)教授发表在世界顶级经济学论文平台(美国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的研究发现，20世纪美国最主要的三次个人所得税改革都带来了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但是这些改革也都带来了意料之外的财政影响。
这三次改革到底做了些什么，又导致了怎样的结果呢?
首先，开征州层面个人所得税。为了解决州一级的财政困境，更是为了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20世纪初，美国各州政府开始酝酿征收个人所得税。1911年威斯康星州率先立法成功。紧随其后十年间，德拉维尔、马萨诸塞、密西西比、密苏里、纽约和北达科他等州也开始征收州层面的个人所得税。因为在那个时期的美国，并不是所有州都征收州层面的个人所得税，所以不能忍受税负的居民搬离收税州。“用脚投票”真实发生了。
其次，代扣代缴方式被引入个人所得税申报过程。这样做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要尽量减少逃漏税的发生。代扣代缴既能增加收入，还能平衡税负，特别针对那些有能力跨区域避税的人，确实起到了一定限制和约束作用。1948年，俄勒冈州成为第一个将工资和薪金所得纳入代扣代缴的州。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各州均采用了这种征税方式。在代扣代缴之后，有的州属于税收流入地，有的州属于税收流出地，所以各州便会有自己的“算盘”。可以想象，谁也不愿意帮别的州收税。加之各州税率不同和免税条款的差异，州政府之间的代扣代缴合作往往根据财政需要弹性执行。举个例子，他们会选择一年中转出税款总额最低的那个时点，作为结算时间，目的是减少税款流出。
最后，联邦与州之间的税务信息与审计信息的交换比对协定。随着经济转型和税务信息的多元化，单靠某一方申报或税务稽查是很难堵住逃税漏洞的。因此，信息交换比对的重要性与日俱增。1950年，北卡罗来纳和威斯康星两个州开始尝试信息交换比对。1970年之后，每个州都与联邦政府展开税务信息的紧密合作，传统上隶属各州政府的州税务局，开始与美国国税局形成紧密的业务合作关系。这一政策，一方面改变了美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另一方面增加了地方税收入达15%。
上述改革动作不可谓不大：政策目标明确，效果也比较明显。其对经济公平的影响确实不小，这篇文章的结论显示，三项改革均显著地影响了收入分配格局：第一，州层面的个人所得税开征增加了7%的收入不平等;第二，代扣代缴方式的引入增加了6%的收入不平等;第三，税务信息与审计信息的交换比对增加了4%的收入不平等。上述变化幅度是依据世界公认的阿特金森不平等指数(Atkinson inequality index)所做的测算。
除了令人唏嘘的结论，这项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同样值得学习借鉴。
其一，勇敢并有策略地去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税制改革效应的研究十分困难，且十分重要。困难在于，比如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都搞不清楚收入不平等与税收的关系。研究者最核心的工作是分离其他因素的干扰，并得到科学可靠的结论，最终做出一份令同行信服、让大众关注的研究。重要在于，如果不能评估过去的改革影响，特别是不良影响，那么未来的改革可能会走更多弯路、付出更大成本。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剧烈变化的时段，早期的改革成本低，而往后的调整成本高。准确知道过去做错的事，与明白做对的事同样重要。作者在研究探讨和计量分析上都很干净地剔除了相关影响因素，并采用大家比较认可的方法，精确计算了收入分配的受影响程度。
其二，重启了税制改革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支出领域。简单说，收入差距大了，政府第一想到的是给钱(直接转移支付)，第二想到的是提供公共产品(间接增加福利)。实际上，解决21世纪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不能沿用上面两种简单办法，税收的积极作用理应被发挥出来。比较有趣的是，文章并没有一上来就为税制改革“说好话”，而是分析了税制改革的“过失”。这是对皮凯蒂(Piketty)和塞伊斯(Saez)，乃至再往前的阿特金森(Atkinson)等税收学界的先贤们致敬，也是对他们所关注的税收与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拓展。
其三，文章留下了一些尚未回答的问题。这不仅没有被视作“减分”项目，而是被认为启发了学界来共同探索。比如，代扣代缴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可能来自中产阶级税负增加，因为信息手段的引入，增加了征管强度，所以过去未被征税的应税收入被纳入征管范围，纳税人的实际负担加重，进而加大了收入不平等。再比如，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在某些层面能被“打通”。拥有企业的个人或许会将个人所得税中不能扣除的部分转移到企业费用。一些适用更高边际税率的个人所得部分也有被转移到税率更低的企业所得当中的可能。所以，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会不会是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不平衡所致，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明。
运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是各国政府从凯恩斯那里学到的办法。为了找到一条稳定的增长路径，逐步消除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平等、不均衡现象，财政政策中包含了与再分配相关的制度安排。一种普遍性的观点是，财政政策中的税制改革有助于降低收入的不平等，实现收入再分配。那么，一系列重大税制改革对收入分配到底有哪些具体影响呢?
2017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系乌戈·特洛伊亚诺(Ugo Troiano)教授发表在世界顶级经济学论文平台(美国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的研究发现，20世纪美国最主要的三次个人所得税改革都带来了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但是这些改革也都带来了意料之外的财政影响。
这三次改革到底做了些什么，又导致了怎样的结果呢?
首先，开征州层面个人所得税。为了解决州一级的财政困境，更是为了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20世纪初，美国各州政府开始酝酿征收个人所得税。1911年威斯康星州率先立法成功。紧随其后十年间，德拉维尔、马萨诸塞、密西西比、密苏里、纽约和北达科他等州也开始征收州层面的个人所得税。因为在那个时期的美国，并不是所有州都征收州层面的个人所得税，所以不能忍受税负的居民搬离收税州。“用脚投票”真实发生了。
其次，代扣代缴方式被引入个人所得税申报过程。这样做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要尽量减少逃漏税的发生。代扣代缴既能增加收入，还能平衡税负，特别针对那些有能力跨区域避税的人，确实起到了一定限制和约束作用。1948年，俄勒冈州成为第一个将工资和薪金所得纳入代扣代缴的州。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各州均采用了这种征税方式。在代扣代缴之后，有的州属于税收流入地，有的州属于税收流出地，所以各州便会有自己的“算盘”。可以想象，谁也不愿意帮别的州收税。加之各州税率不同和免税条款的差异，州政府之间的代扣代缴合作往往根据财政需要弹性执行。举个例子，他们会选择一年中转出税款总额最低的那个时点，作为结算时间，目的是减少税款流出。
最后，联邦与州之间的税务信息与审计信息的交换比对协定。随着经济转型和税务信息的多元化，单靠某一方申报或税务稽查是很难堵住逃税漏洞的。因此，信息交换比对的重要性与日俱增。1950年，北卡罗来纳和威斯康星两个州开始尝试信息交换比对。1970年之后，每个州都与联邦政府展开税务信息的紧密合作，传统上隶属各州政府的州税务局，开始与美国国税局形成紧密的业务合作关系。这一政策，一方面改变了美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另一方面增加了地方税收入达15%。
上述改革动作不可谓不大：政策目标明确，效果也比较明显。其对经济公平的影响确实不小，这篇文章的结论显示，三项改革均显著地影响了收入分配格局：第一，州层面的个人所得税开征增加了7%的收入不平等;第二，代扣代缴方式的引入增加了6%的收入不平等;第三，税务信息与审计信息的交换比对增加了4%的收入不平等。上述变化幅度是依据世界公认的阿特金森不平等指数(Atkinson inequality index)所做的测算。
除了令人唏嘘的结论，这项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同样值得学习借鉴。
其一，勇敢并有策略地去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税制改革效应的研究十分困难，且十分重要。困难在于，比如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都搞不清楚收入不平等与税收的关系。研究者最核心的工作是分离其他因素的干扰，并得到科学可靠的结论，最终做出一份令同行信服、让大众关注的研究。重要在于，如果不能评估过去的改革影响，特别是不良影响，那么未来的改革可能会走更多弯路、付出更大成本。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剧烈变化的时段，早期的改革成本低，而往后的调整成本高。准确知道过去做错的事，与明白做对的事同样重要。作者在研究探讨和计量分析上都很干净地剔除了相关影响因素，并采用大家比较认可的方法，精确计算了收入分配的受影响程度。
其二，重启了税制改革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支出领域。简单说，收入差距大了，政府第一想到的是给钱(直接转移支付)，第二想到的是提供公共产品(间接增加福利)。实际上，解决21世纪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不能沿用上面两种简单办法，税收的积极作用理应被发挥出来。比较有趣的是，文章并没有一上来就为税制改革“说好话”，而是分析了税制改革的“过失”。这是对皮凯蒂(Piketty)和塞伊斯(Saez)，乃至再往前的阿特金森(Atkinson)等税收学界的先贤们致敬，也是对他们所关注的税收与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拓展。
其三，文章留下了一些尚未回答的问题。这不仅没有被视作“减分”项目，而是被认为启发了学界来共同探索。比如，代扣代缴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可能来自中产阶级税负增加，因为信息手段的引入，增加了征管强度，所以过去未被征税的应税收入被纳入征管范围，纳税人的实际负担加重，进而加大了收入不平等。再比如，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在某些层面能被“打通”。拥有企业的个人或许会将个人所得税中不能扣除的部分转移到企业费用。一些适用更高边际税率的个人所得部分也有被转移到税率更低的企业所得当中的可能。所以，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会不会是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不平衡所致，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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