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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特大城市困局 纳税人扮演什么角色?

添加日期:2014年03月28日

  (中国税务报记者 李钰 通讯员 谢琳娜 )26日,河北省出台意见明确,将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以建设京津冀城市群为载体,充分发挥保定和廊坊首都功能疏解及首都核心区生态建设的服务作用。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黄艳此前接受采访表示,解决北京的“城市病”要放在京津冀区域内治理。无论是保定,还是京津冀区域,解决“城市病”都离不开巨额的财政支出,离不开纳税人的鼎力支持与高度参与。
  “如果真能有副中心也很好呀,北京现在人口多,车辆多,空气还不好,无论在哪建副中心,只要能将北京的房价降下来,让空气清新就是好主意!”谈及最近关于“保定要成为首都副中心”的传闻,工作在北京的小黄说道。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初步确定将河北省保定市作为副中心的首选地。针对这一传闻,保定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市政府秘书长刘峰回应称,“不清楚,没听说这方面消息”。
  尽管官方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民众却围绕大城市病如何解决、周边城市群如何突围展开了讨论。对于副中心的说法,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认为,建立副中心“对于国家而言成本太高了,政府做事也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可能贸然行事”。
  24日,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黄艳接受采访时表示,解决北京的“城市病”要放在京津冀区域内治理,要把非首都核心职能的产业发展,尽可能压缩疏解到周边。
  无论是所谓保定“副中心”的传闻,还是京津冀“城市群”的说法,在解决北京“城市病”的过程中,纳税人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巨额投入的支持者
  “如果能成为首都的副中心,就能给保定带来很多优势和便利。我女儿在北京工作,如果将来能开通北京到保定的轻轨或城际列车,那就太方便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老保定人,老孙在听到这一传闻时有着自己的期盼。
  “建立卫星城或者副中心,先要有便捷的交通。”谈到这一问题时,赵弘首先想到的就是交通,而交通最关键的就是财政问题。由谁主导修建城际铁路或者轻轨,都要协调好谁出钱的问题,是北京出钱,河北出钱,还是中央出钱,需要搞清楚。
  修一条城际铁路需要花多少钱?以京津城际铁路为例,京津城际铁路全长120公里,总投资215亿元。北京到保定的距离为158公里,如果要修北京到保定的城际铁路,铁路的总投资可能会超过200亿元。
  200亿元又是什么概念?2013年,保定市财政收入是315亿元,北京市东城区的财政收入是147亿元。计算下来,修建城际铁路的费用相当于保定市半年多的财政收入或东城区一年多的财政收入。
  税收是财政收入重要来源,也就是说,无论是北京出钱,还是河北出钱,修建城际铁路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解决问题的参与者
  “主要是要看机会,如果保定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我还是愿意过去的。”在刚刚毕业的小王眼里,工作才是决定自己留在哪里的首要因素。
  一个地区或者一座城市取得突破进展,还要依赖于当地企业的发展。交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能为当地带来新的企业。如果仅是交通便利,没有产业,那么这座城市将陷入另一种困局,这一点北京深有体会。
  作为北京最早的卫星城,通州区的发展一直备受关注。地铁八通线贯通后,通州区涌入了大量的人口,但由于产业的缺乏,如今通州区作为卫星城的其他功能并不明显。
  类似于通州这样的“睡城”在北京周边还有很多。若想避免出现“上班在北京,睡觉在河北”的状态,就必须要有一些产业和相关企业到那里安家落户。只有企业落户,人才能真正落户。而企业的落户要远比修建铁路更困难。
  “伴随部分企业的迁出,什么企业迁出,央企和国企是否会打头阵?迁出后,GDP的核算,税收如何分成?这些都是困扰北京的大问题。”赵弘说。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每个城市、每个地区都在竭力招商引资,盼望着有更多的企业落户当地,为当地带来税收和就业,北京也不例外。2013年,北京市地税收入超过了3000亿元,各大企业功不可没。
  “很少有国企搬到通州,所以企业总部要搬到周边地区并不容易。”首都经贸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副院长蒋三庚指出。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已经落户北京的企业,很少愿意再搬离北京。依靠市场手段让企业迁离北京,可能需要当地政府开出十分诱人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就包括财政、税收等各方面的支持。依靠行政手段,只能让央企、国企等大型企业迁离,这些企业往往都是税收大户,北京是否愿意让它们搬走,迁出后税收如何分配都是问题。此外,这些大型企业涉及的各方利益很多,仅依靠发改委和北京市是很难撼动的。
  民生保障的提问者
  当城际列车开通后,部分企业落户于卫星城或副中心后,人口也将随之而来。随着人口的增多,配套的民生问题又是一连串的问号。
  “如果保定真的成为北京的副中心,我还是会选择不回去。我的家就在北京,妻子孩子都在北京,我希望孩子留在北京上学。”已经在北京扎根的保定人陈先生表示。
  陈先生的忧虑也是很多家长的心声。北京拥有全国瞩目的教育资源,新建的卫星城能否有北京的教育资源仍是个未知数。此外,在医疗、文化等民生领域,首都资源的难以复制,是多数人留在这座城市的原因。
  “保定的空气比北京还要差,要我选,我宁愿副中心建在海边。”相比年轻的陈先生,李先生更关注环境问题。去年冬天,连续数10天的雾霾天气,让环境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京津冀连片的雾霾天气,让人民对“副中心”的期待值又降低了许多。
  在环境问题上,不仅北京人担忧,河北人也同样忧虑。
  在保定某高校任教的宋老师就有着这样的担忧:“如果对北京现有的职能进行疏散,北京可能首先将部分相对低端、低附加值、高消耗、重污染的产业疏解出去。那么,在给保定经济增长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保定带来环境污染的问题。”
  无论是前期的交通建设,还是后期的民生保障,解决“城市病”都需要巨额的财政投入。如此巨额的财政支出,国家在制定计划时,是否征求纳税人的意见,如何征求纳税人的意见,纳税人拥有多少话语权,纳税人的意见在决策中怎样体现……这些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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